南明史（全2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明史大家顾诚代表作。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翻开本书，从南明的灭亡，看透人性的荒唐！
    明清史研究里程碑式著作。
    豆瓣9.3分。
    中国国家图书奖。

本书特点是基本上以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势力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分散，抵销了抗清力量。南明的历史，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及消军入关问鼎中原以来，直到康熙一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地反清运动的历史。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北京为都城的明朝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 、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限于南方，陕、甘、晋、冀、鲁、豫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

    《南明史》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但写得深入浅出，不仅为明史研究的同行所欣赏，而且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在史学陈述被各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枯燥模式、数据、曲线、图表和术语碎化的时候，它带给读者赏心悦目的快感和启人心智的愉悦，据说连印刷厂的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
    ——郭小凌（原首都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顾诚（1934-200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他一生品性秉直，潜心治史，视学术为生命，被誉为“学术苦行僧”。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顾诚治史的真实写照。1978年，顾诚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该文钩沉史料、严密考证，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也成为顾诚的成名作。1984年，《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别开实证蹊径；1997年，被顾先生视为姊妹篇的《南明史》问世，该书在海内外均有广泛的影响力，并荣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两部著作、四十余篇论文，对治学严谨的顾诚来说并不算高产，但其治史方法与治史精神，早已为明清史研究留下一座丰碑。

《南明史  上》
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四章  大顺政权的覆亡
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
第六章  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七章  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八章  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
第九章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第十一章  大西军的经营云南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十三章  永历朝廷的建立
第十四章  郑成功在闽粤沿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第十五章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第十六章  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南明史  下》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
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二十章  清军攻占桂林、广州
第二十一章  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闽赣抗清势力的消长
第二十三章  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第二十四章  清廷加强推行以汉制汉政策
第二十五章  李定国的两次进军广东
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第二十七章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
第二十八章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第二十九章  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第三十章  永历朝廷的覆亡
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三十二章  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引用书目
原版后记

    我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级时患病休学，痊愈后尚未到开学时间，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干部训练班招生，我就报名参加，录取后学习3个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读点书，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客观形势却不允许，人学以后大量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侵占。4年的大学生活，我从课堂上学得的知识相当有限，倒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培养了独立治学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级同学参加勤工俭学，任务是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档案，地点在校内工会俱乐部，故宫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把档案运来。原来的档案是按时间（日期）顺序用纸包裹的，我们的工作是拆包后按内容分类再加包裹。这批档案是乾隆末到嘉庆初的，正是白莲教起义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时期。一个暑假我亲手接触了这么多清代原始档案，大开了眼界。完成这项工作后，新学期刚开始，本年级同学又全体出动去密云县劳动，我在工地只住了一个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务。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车上回到学校，才知道系里为体现全面发展，要拿出科研成果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向党献礼，课题自己选择。时间紧迫得很，幸好刚整理过故宫档案，就决定以乾嘉苗民起义为课题去故宫借档案。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应。把这部分档案借来后，我立即没日没夜地苦读、摘要，另从校图书馆借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相关地方志做参考，稍稍清理出个头绪就动手写“书”，实际是一边看一边写。系里派了两位同班患肺结核病刚刚痊愈正在休养的同学（王君、张建华）协助，做提修改意见和誊清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苦干，7万多字的誊清稿终于在10月初交到系里，题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那时我们的思想真单纯，完成了任务，档案归还故宫，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后也未留下片纸只字，这本誊清稿究竟怎么“献礼”，下落如何，就一概不问了。在学生阶段，有机会自选题目独立进行“研究”，可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是我接触明清史的开始。
    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时期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
    上面大致谈了自己学习明清史的过程和心得。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摘抄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摘抄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句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说关系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史实，就拿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后面附的“大顺政权所设各地官员表”来说，多数是从地方志的“灾祥”“兵燹”“纪事”之类记载中查出的，每找到一个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都能使我高兴一阵。这部书出版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可以为该表补充十名以上官员。坐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潜心研读，有时还需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阅。为了写《南明史》，1992年，我到昆明去阅读云南省图书馆的藏书和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因须阅读的书籍较多，连原来计划途经贵阳时去安龙实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时间只好作罢。有时因情况不明，重要史籍会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数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记载的材料加以论证，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原书就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部书的前三册是山西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地亩及征粮数，第四册和第五册则是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后（《明史研究》创刊号），我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1993年他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出版，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全部影印附于书后，使这一原始文献得以广泛流传。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并非易事。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域内，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这就是我对本文《我与明史》的总体看法。

    这部《南明史》终于交付出版社了。说来话长，1982年我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就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大约写了一半草稿，由于一些原因曾经一度搁置。原因之一是我感到明代的卫所制度和相关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下功夫去探讨。于是，在教学之余集中时间收集有关卫所的资料进行研究，从1986年起发表了一组这方面的论文。卫所制度的探讨刚有头绪，关心南明史的朋友经常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出版部门也来联系。自己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里许下诺言要出《南明史》作为“姊妹篇”，姐姐早已出世，妹妹却不见倩影，岂非失信于读者。这样，不得不翻出旧稿，重新开手。
    本书的初稿在1990年底以前就写出来了。可是，总觉得不满意。尽管热心的出版社编辑催稿信多达数十封，却迟迟未能交稿。南明史牵涉面太广，头绪太多，史料既庞杂又往往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可信的文献，弄清事实真相殊非易事。经过反反复复地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后又改，一拖就是五年。自己也陷入矛盾的境地，南明史不交稿，腾不出手来从事其他问题的探索，熟悉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不断催促，又形成一种压力，拖延下去不是办法。然而，南明史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做深入研究，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何况，我还发现在反复加工中有时会花费无谓的劳动。清人袁枚说过：“因忆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真是经验之谈。那么，就这样交稿吧，敬听读者的批评。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多得内子何龙素从旁协助，谨此致谢。 顾诚 1996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