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等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本书则深入上古史，用鲜活的叙述，深入探索了商人与周人的民族起源、信仰习俗、战争军事与日常生活，将故纸堆与遗址变成了生动的情节故事，用史料赋神话中的人物（姜太公、周文王、商纣王……）以血肉。

    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者以流畅的文字和专业的视野，从人祭开始，讲述了商朝的祭祀与战争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及殷周之变是如何发生的。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不过去的作品。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心态、风俗，以及军事、政治、制度、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王国维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性，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由此观之，李硕的《翦商》，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出现和消失，以及为什么“武王克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因此，我愿意以“商周变革”来归纳李硕的洞见：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
    ——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

    李硕，青年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
    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代序：我们陌生的形象
引子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第二章  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第三章  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第四章  异族占领二里头
第五章  商族来源之谜
第六章  早商：仓城奇观
第七章  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第八章  武德沦丧南土：盘龙城
第九章  3300年前的军营：台西
第十章  殷都王室的人祭
第十一章  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第十三章  大学与王子
第十四章  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第十五章  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第十六章  成为商朝爪牙：去周原
第十七章  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第十八章  《易经》里的猎俘与献俘
第十九章  羑里牢狱记忆
第二十章  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第二十一章  殷都民间的人祭
第二十二章  纣王的东南战争
第二十三章  姜太公与周方伯
第二十四章  西土之人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扬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第二十七章  诸神远去之后
尾声：周公到孔子
后记

    我们陌生的形象／许宏
    从作品看李硕，以为他的“专业”就是中古史——搞魏晋南北朝的，侧重战争史。显然，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学术圈视角：哪位学者都得有个“专业”嘛。及至看到《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才知道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写孔子的，而《孔子大历史》已是十年后的大幅增订本。
    真是要对李硕的贯通刮目相看了。从南北朝一下穿越到了春秋，把几乎写滥了的孔子又娓娓道来地捋了一遍，从生写到死，居然又写出了新意，让人心生敬佩。在《孔子大历史》的后记中，李硕曾提到，“之前的商朝和西周历史记载太少，更不好讨论”，但附录中已收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作为外篇之一：“因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历史，才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显然，《翦商》就是在这一长文基础上的巨幅扩写。追根溯源至此，你不由得感叹并由衷钦佩：他一直跟着感觉走，他的好奇心太强，对于开拓新领域，太不畏难了。
    那么结果呢？先袒露下读李硕这本书前的真实心迹：既然进入了我们这片扑朔迷离、难啃难缠的上古史与考古领地，就得从专业的角度好好审视审视了。不意，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然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一轮杀了19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第3—6页）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第391—392页）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这肯定都是限制级的。
    说起来，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或许，这正缘于李硕与考古学和上古史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使得他可以避免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者的诸多局限。
    乍看书名，以为就是集中于周灭商（殷周革命）这一大的历史事件呢，但作者却将其笔触放大到了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说起，这就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味道了。对此，我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说拙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就是对黄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颦之作。没有一定的宏观视域，是不可能看清说清一群人、一件事的历史意义的。毕竟是写战争史的好手，李硕对于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驾轻就熟。“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他用几页的篇幅，相当克制但又极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长而发展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唯一明显的变化——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级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级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万人级的早期国家（古国）出现。你看，就这么干净利落，就这么云淡风轻，那么一大堆乱麻般的史前史头绪就给你捋清了。
    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文明”，认为周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从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大的历史认知，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翦商”，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
    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第210页）“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第221页）“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取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的差别也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第482页）“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第540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成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第573页）
    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李硕告诉你，“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第1页）
    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稻米“意外”的多，近50％，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的，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推测除自我种植外，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我们对此不置可否，李硕则穷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错误），就是植物考古学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差异很大，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千粒重”（在学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指出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达84。5％，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持之有据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推论道，“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砦－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第42页），这当然可备一说。
    你看，他钻进去了，绝不外行。
    此外，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第285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诗经》里没有且更古老的尧和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第302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第435页）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遗风。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还是用李硕的话结束这篇狗尾续貂的序，读者诸君可以尽早进入正文，感知作者给我们描绘的“我们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与考古写史的魅力吧。
    2022年8月8日
    于京西门头沟

    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它也有很多年的酝酿过程，以及幸运的环境。
    对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为，但关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过的人还不多，可能大都默认它伴随着历史的“进化”历程而自然淡出了吧。这方面我有点幸运，能接触到一些较前沿的专业知识：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文科实验班，当时和历史系的两位同学交流得比较多，一位是和我同级的韩魏兄，一位是高一级的林鹄兄，他们都是先秦史方向，后来拿的也是考古学的学位。韩巍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西周初年殷商遗民的丧葬习俗的，里面提到当时的殷商遗民还保留着“腰坑殉狗”及殉人的传统，跟同时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那时我常听韩巍聊起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这样的认知：商文化与周文化很不一样。由此推论下来，商人的人祭习俗，也应当是在周朝的大环境里被禁绝的。林鹄兄的硕士论文则是关于周人的族姓观念的，他认为，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了他们族姓，这个观点我也用到了本书中。所以，本书的很多缘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后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我本想进入上古史领域，不过最终毕业论文的题目选的却是中古史，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战争，因此告别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毕业论文已经完成，又想起了昔日关注的上古史的很多问题。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对摄影和影视造诣较深的曲直兄聊天时，又说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荐我去看梅尔．吉布森的《启示》（2006），一部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人祭题材的电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许多呼应之处，而且电影还提供了直观的视听效果，让我似乎看到了商纣王、周文王时代那些活生生的画面。这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很重要，它让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复活起来，所以我那时便准备动手写一篇文章，这便是后来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很巧的是，当时林鹄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时已拿到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学位（西方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所以，那个夏天我们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们一起骑车去韩巍在蔚秀园的家，在颐和园路上又聊起了商周变迁，惊奇地发现我们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测周公在废除人祭的历史转折上有关键作用。当天，林鹄兄便把他的一篇与此相关的会议报告发给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被我用到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中。这篇文章发在2012年的《读库》第5期。 回想起来，我能进入这个领域，受惠于韩巍和林鹄之处颇多。 博士毕业后，我到新疆大学工作，其间几度想把《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写成专书，因为我想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从头写下来，也免去了每次交代历史背景的麻烦。我曾写过孔子，写过刘寄奴刘裕，也都算是这个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计划，写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际，要从新石器开始，把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全过程，以及人祭宗教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这意味着考古学的内容会占一大半，难度很大，毕竟进入一个新领域需要时间成本，像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先贤“触类旁通”的学科拓荒时代早已过去，现代学术的数量积累已经很大，学者的研究方向也都变得深而窄，学术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生发、拓展，进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换句话说，到中晚年又另起炉灶、做大跨度跳跃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我曾几度尝试，只感到无暇亦无力再进入新石器与夏商的考古世界。不过，当时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积累，如本书中关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韩巍赠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报告与上古文献。而在这年，我对《周易》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个人经历的记录，于是便再度萌生了书写上古史的念头。2020年疫情初起时，我辞去教职，获得了自由时间，先在安阳、洛阳小住过一段时间，看过殷墟和二里头遗址后，搬进了成都郊外的一处租住房屋，再次进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欢一个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游历，让自己融入未曾见识的风光之中。在进入成堆的考古报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会是一趟去往原始时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会如此令人压抑。我搞过战争史，史书中固然充满战争、死亡，但文字过滤掉了感性直观的认知，很难让人产生“代入感”。而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那时也经常问自己，用一辈子里这么长一段时间，搞这种阴沉苦闷的工作，值得吗？无奈中也安慰自己：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仅凭千载之后的残骨照片、发掘线图和文字描述，做一点设身处地的想象，就已经如此不堪重负，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又会如何？ 所以，最后统稿时，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简短介绍，不然，全书会更漫长和压抑，我可能无法坚持到最后。 如果是讨论上古时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种植的庄稼，会觉得他们和我们现代人差别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问题，我总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觉陌生。因此，关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时期人祭规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书尝试做出的解释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这种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机会发言，应该能提供更高明的说法。 进人人祭的领域后，我最关注的，其实是哪些古人群没有人祭遗存，或者比较少。我宁愿相信陶寺和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认为商朝中期还曾发生过一场反人祭的上层宗教改革。证据也许还不算多，但总应该有那么一点东西，让人维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长期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孔子对商周之变是否知情。之前十余年里，我写过两个版本的孔子传记，都曾重点讨论孔子编辑的“六经”及其反映的上古社会，但彼时尚未找到关于人祭记忆的证据，总有难以言表的遗憾。而这次，经过对《周易》的解读，我逐渐推测到，孔子晚年应当是接触到了商周之际的部分历史真相，儒家“六经”也和后世惯常的认知很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很难想象的历史维度。 本书利用了较多考古学领域的发掘成果，应当对考古人的工作致谢。除了本书正文中引用的报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学大家严文明先生：他不仅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独到的观察，如邯郸涧沟遗址的头盖骨剥皮现象、新沂花厅遗址的族群征服与人殉等，而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尤为深刻——从“大两河”（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文化互动的过程来观察中国早期文明的萌生。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或“多元论”更为深入。本书虽然未收录新石器时代部分，但关于夏朝一二里头稻作为主的讨论，也有受严文明先生启发之处。稻作农业在华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学术问题。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压抑，但回首再看的话，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历程做一次鸟瞰式的巡览，也是颇为难得的经历。如果说有什么宏观的感受，那就是：我觉得中国文明的重要特点是体量太大，这是黄河、长江流域及周边的宜农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也决定了古中国比较封闭，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参照物，独自“摸黑走路”的过程有点漫长。换句话说，要想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主要靠文明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格外大。 在本书写作期间，应该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大学时代的旧交杜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帮助。昔日老杜入蜀为客，今日老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嘘。研究生时的同窗、陕西师范大学的牛敬飞兄，为我查阅图书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2020年初，我有缘探访周原遗址，包括深锁在红砖院墙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时就投宿在牛敬飞兄家中。带我观摩周原遗址的，还有陕师大的王向辉兄。春寒雨雪时节，在牛兄书房纵论商周旧事，切磋上古学问，是写作期间一掬难得的开心，也让我想起钱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