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实文学版的《从黎明到衰落》，展现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图景，捕捉历史剧变中的决定性细节。唯有读懂20世纪的道别，才能深刻理解当下和未来。
    作为旅人，简·莫里斯行走世界，记录下一个个地方和一个个人物的永恒瞬间：中东，加勒比地区，远东，欧洲；南美，澳大利亚，非洲，美国；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
    简·莫里斯集大成之作，一本书读完她的五十年游历，中文读者期待已久的经典再版。
    《旧金山纪事报》2003年年度好书之一。

    英国国宝级作家、历史学家简·莫里斯通过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全球历程，用半个世纪的行走，书写了一篇篇令人心醉神迷的文化随笔。
    五十年的风云变幻，莫里斯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到艾希曼审判和柏林墙的倒塌，再到香港的回归。
    五十年的生命历程，莫里斯从“他”到“她”，从新闻记者到文学作家，在双重身份变换间，她始终敏感地注视着这个世界。旅途虽匆匆一过，她却用历史学家的目光透过当下联系到过去，想象到未来。纷扰不断的中东、混乱的加勒比、冷战中的苏联、分裂的南非、逐渐褪去帝国光环的英国、流动的欧洲……在历史的变革中，她捕捉到世界剧变的20世纪下半叶中那些决定性的细节。

    我们读到世界，我们读到自己，我们读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莫里斯的书写内容。
    ——林达
    莫里斯以一种诗意的优雅和精神层面的洞察力来评论世界事务，这是非常罕见的。
    ——《先驱报》
    每个读书人都会珍视简·莫里斯。50多年来，她悄然走遍全球，常在城市里韭足思考。这些所见所思落笔成文……她观察精微、才思敏捷……莫里斯会比她写作的主题更永恒。
    ——《华盛顿邮报》

    简·莫里斯（1926—2020），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记者。生于威尔土，原名詹姆士·莫里斯（男），参加过二战，战后曾担任《泰晤士报》与《卫报》记者多年。1953年，他随英国探险队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并独家报道了这一消息，轰动世界。她直面过切·格瓦拉，亲眼见证并报道了苏伊士危机，在耶路撒冷发回审判艾希曼的报道……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她的身影。
    1972年，她接受了变性手术，从“他”变成了“她”，变性之后依旧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开始专注于旅行与写作。她游遍全球写下关于悉尼、威尼斯、中国香港、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游记与散文，著作超过40部，包括旅行文学、历史与小说等。莫里斯惯于将其广博的历史知识与深沉的思考融入叙事之中，创造出一种过往与今世、梦境与现实、精神与世俗相纠缠的独特文学空间。
    她是英国皇家文学院成员，曾获得英国金笔奖与爱德华·斯坦福旅游写作杰出贡献奖。2008年1月，莫里斯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十五名作家之一。

漫游之梦——代中文版序
序言：这是事实吗？
20世纪50年代
  1  珠穆朗玛峰1953年
  2  一个温和的共和国：美国
  3  麻烦的国度：中东
  4  南非白与黑
  5  天堂的混乱：加勒比
  6  欧洲：战争结束之后
  7  东方：远东
  8  威尼斯1959
20世纪60年代
  9  艾希曼的审判
  10  冷战
  11  南美颤栗
  12  牛津
  13  澳大利亚
  14  一个新非洲
  15  曼哈顿
20世纪70年代
  16  快乐之地
  17  前英国领地
  18  卡萨布兰卡：变性
  19  伦敦1975
  20  光荣之后：美国
  21  南非黑与白
20世纪80年代
  22  充满渴望的心血来潮：虚幻之所
  23  悉尼1983
  24  噢，加拿大！
  25  中国在那儿
  26  维也纳
  27  “Y Wladfa”：另一个威尔士
  28  柏林1989
20世纪90年代
  29  欧洲的流动匈牙利
  30  美国的光与影
  31  悉尼1995
  32  香港：终结
结语：满足一个长期被需要的需求

    这是事实吗？
    《世界：20世纪的道别》采样于我所游历的半个世纪。它一边前进，一边选择自己的主题。它的题目也许暗示了这是一部更深思熟虑、更客观的作品，类似于某种回忆录——充满哲学思辨的小说家，或者从一份严肃大报退休的专栏作家，会在书中对其时代加以沉思。别给骗了哟，这个由我的报道和随笔组成的文件夹，可远没有那般慎重，也并非包罗万象。它的确镜映了这个世界50年的进程，却是以一种浮华得多的方式。它的本质更接近于一场展览或一次表演，且关于其作者的内容至少与关于世界的同样多。它的开篇有一点震撼。如果说它的收尾显得更加谦逊，那是因为50年的书写与漫游生活将会让大多数人最终更安静一点。哪怕是鸫鸟，也只在一季的初期才带着无忧无虑的狂喜歌唱。
    本书所述时期覆盖了20世纪的后半叶，从50年代到90年代，从“二战”初停到千禧年终结。当然，按照惯例，我忍不住要说，这是历史上一段决定性的时期，但它可能并不比其他时段更具决定性。实际上，我所书写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精神也许比大多数时期更幸福、更乐观。这是冷战的时代，当人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共产主义部分被桎梏在一种无法和解的猜疑中，世界上真的还有许多别的公共焦虑。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频频发生。核弹灭绝人类的前景使人忧虑，毒品文化无情的散播更令人困扰。环境遭受可怕的污染。艾滋病这一邪恶瘟疫出现。贫穷，甚至饥荒，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全球化的降临——这实际上意味着这座星球日益加剧的美国化。人们环绕全球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许多通常是无法预料的问题。世界人口的增长给易受影响的预言性情绪投下了阴影。
    但是，尽管这一切听起来令人害怕，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补偿这些恐惧与痛苦。例如，欧洲的各个帝国从它们遍及全球的广阔领土上后撤。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产生有益的后果，并且被许多冲突损害，但普遍看来，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承认：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宣布统治另一个国家。联合国，尽管经常表现得虚弱无能，至少是国与国之间预期的兄弟关系的一个标志。西方人正在摆脱有组织宗教的更为原始的掌控。在东方，伊斯兰教似乎大体上还是一种保证秩序的高贵的力量，而对许多人来说，佛教是真正的世界之光。在我这半个世纪的行程中，欧洲那些争吵不休的国家似乎正在走向联合。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对自然状态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半个世界的人口仍然贫苦如昔，而另一半则拥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富足。人类的第一次太空探测似乎——至少在早年——预示着美妙的成果即将到来。
    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变得比他们在“二战”之前更加宽容、更加和善、更加慷慨。不论漫游何处，我很少受到威胁，也几乎从未被打劫。我们仍然认为——至少我是这样想——总体上人类在朝着希望进步，断断续续地走向一个更加幸福的结局，不管那结局有时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实现。我想，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重又徘徊人间，泰雅尔·德·夏尔丹的理论仍有可能被信仰：在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所有的种族正在走向某个终极的和解。
    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反应，是我自己对我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看法。这是我对世界的感受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初，我24岁；20世纪90年代末，我74岁；因此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全球历程也是一个生命的历程，从青年的落幕到晚年的开场。其中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够可靠的判断，全被生命从韶华到衰老的重大改变染了色——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过程，但在另一些方面，思考方式的任性的转换和头脑的改变也削弱了判断。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50年如一日地保持观点和价值的连贯一致，我们不仅被经验和成熟度影响，也被情绪、变幻无常的口味、厌烦和个人境遇左右。
    我并不经常深深地卷入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事件中去。我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观察它们对我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这通常并非一种内省的生命，但在某个方面，自我审视也确实纠缠着我。从童年开始，我就恼火地认识到，我被生错了身体，我真该是个女人。在从军的四年里，在作为外国通讯记者的十年里，为了应付这个谜，需要一定程度的内省，虽说不上是欺骗：当我通过俗称“变性手术”的手段最终解决这个难题，从“詹姆斯”变成“简”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种某些批评家宣称在我的写作中也清晰可辨的解放感（倘若你乐于自己下判断，最终的变形发生在本书《卡萨布兰卡：变性》一文中）。通常来说，这样戏剧性的桥段并不为反思性的文集提供一个核心，而在本书中它也确实没有，因为对我来说，它始终被一种爱的忠贞与个人幸福感所遮蔽，后两者对我风格的影响远大于任何简单的性别转换。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新手和老兵，一个男人和女人，一个记者和有抱负的写作者，在这半个世纪，我游历了这个世界，并且写下它。我从记者起步，当时所接受的观点是（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例子），记者生涯是进入文学的正确途径。我从牛津毕业后就加入伦敦《泰晤士报》，几乎立刻开始了漂泊生活，不久又被吸引到当时的《曼彻斯特卫报》。那时，这两份风格突出的报纸都处在声名的顶点，富有威望，包容各种个性，它们不仅容许我或多或少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的写作，更给了我一个正面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这可耻地助长了我的自负。压根儿就是一转眼间，我就开始对全人类的问题指手画脚，并且建议各个国家和民族如何解决它们。借用马克斯·比尔博姆说他自己和牛津大学的话——是《泰晤士报》和《卫报》让我变得难以容忍，但我依然感谢它们。
    尽管我是个有抱负的文人，但我也是个有抱负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从来就憎恶权威，尽管有时会被其辉煌诱惑。当我为报纸写作时，这种偏见有时鼓舞，有时压抑了我的新闻生涯，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不再受雇于任何机构，开始靠自己漫游。我被这个广大的世界过早地变得乖戾，不想再让自己的写作拴在日常新闻上。在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时间，我主要忙于写书，通过卖游记给杂志（主要是美国的）让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并保证家人免于贫困。我只为两家报纸工作过，但在20世纪最后40年，我为几十本英语杂志工作，还写下35本书。
    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某些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
    因此，这是我的工作成果的实质。这本书中的作品全都是关于去一个或另一个目的地的旅行。它们与最初发表时基本保持一致——不管现在读起来多么不成熟——只在读起来沉闷或篇幅过长的地方做些删减。有时我会添加阐释性的评论，并容许自己进行少量文学性而非新闻性的事后考量——比如，我觉得自己以前经常滥用分号，而且，我逐渐变得不喜欢年轻时像称呼船一样称呼城市为“她”。我删掉了让我觉得多余的直接描写的段落—―既然现在所有读者都能自己去任何地方。有时，当年的写作在政治正确性上的要求比时下低；有时，很久以前我的态度令人尴尬。如果偶尔有年代模糊之处，那部分原因是历史自有其任性，拒绝接受年代的约束，还有部分原因是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了，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从不认为日期有多重要。我基本没有收录有关我家乡威尔士的文字，但是请相信我，在这本书中，几乎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有某种威尔士的东西，潜伏着、微笑着，像是修道院免戒室里的绿精灵。
    作为对这个世界半个世纪的反映，这个选集可能往往会是有误导性的，或者是幼稚的，但这真的无关紧要。我写的当然是这个世界，但它是我的世界——正如我自己在另一种语境中所表述过的，“这是事实吗？这就是它的样子吗？它是我的事实。尽管在现实方面，它并非总是真确，但在想象方面，它是真确的”。

    满足一个长期被需要的需求
    就这样。我的半个世纪到了尽头。它将我从遥远的家乡带往生活中更大的部分，踏上“历史的蜗牛留下的闪闪发亮的道路”（穆齐尔语），因此，也许唯一合适的是，它的结语应该关注世界上我自己那个微不足道的角落里发生的一件小事。
    2001年夏天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早晨，在75岁生日前没多久，我去林恩（Llyn）半岛上一个小村子里参加政治集会。这个半岛位于威尔士左上角，是一个威尔士特性的著名堡垒。几百个人聚集于此，表达他们的沮丧不安，因为英格兰移民涌入导致威尔士文化和语言被削弱。
    这不是一种新的焦虑。一千年来，威尔士爱国者们始终对英格兰人的入侵充满愤恨，有时是激烈的愤怒。然而，对我来说，这次集会表达了某种更加深远的东西。与会者不是好开飞车、挤满村里的会堂或者聚集在外面听扩音器讲演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清醒自制的、有礼貌的威尔士农村人，各种年纪都有，他们觉得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处于致命的转捩点。他们悲哀而严肃地倾听，我感到他们本能地知道，威胁他们传统的，不仅是潮涌般的英格兰退休者和二套房购买者，更是其背后隐现的无穷大的格格不入的影响：巨大的、尚未成熟的、几乎无法想象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均质化的力量，正在压迫他们，并开始让他们丧失自我。
    在我看来，远远地发生在欧洲边缘的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它所关心的是世界从未听说过的一种语言和文化，它以骚动不安的预兆而非任何激烈行动作为标志，它是一种正让21世纪的新世界蒙上阴影的、模糊的不适感的症状。在这50年里，在我的世界里，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老天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恐怖、悲惨和痛苦，从冷战到艾滋病——什么时候没有？——但就整体而言，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正直的时代，一个拥有某种承诺的时代。实际上，20世纪我正当盛年时，当我漫游这个星球时，我总是爱幻想，某种第四世界正在形成，那是一个超越了边界的民族，一场大离散’和一个正派人的共济会，它的价值观有一天将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林恩半岛上那些村民肯定是这样一个善意的民族的潜在成员．但是，在2001年7月那个潮湿的早晨，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继承这个星球。相反，他们急切的争论和对绝望的宣告让我感到，在这个新世纪的开始，我自己曾有过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时代思潮已然衰退，精神亦是如此。因此，不久以后我最后一次出发环游世界，寻找接下来的时代思潮。 我几乎是立刻就在俄国圣彼得堡遇见了一位苏联红军的空军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明显已被废弃并且相当破败的廉价公寓里，他的房间里床没铺，碗没洗，感觉很不舒服。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笨拙的挣扎者。他告诉我，20世纪失落的苏联曾经是他生命的支柱。他经过一番努力往上爬，从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攀到红军空军那滑稽的软塌塌的帽子与巨大的肩章，接着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从对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并且拥有特权的绝对确信中跌落到这个荒凉庭院中没铺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这一切全都是怎么了。 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原型。到处都有人有和他类似的不安，有同样迷失方向的被背叛的感觉。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有某种发热的东西，像是即将高烧一场。美国成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强权。这件事里包含着某种有威胁和不健康的东西。科学似乎正在胡乱地修补那些几乎拥有超自然意味的问题（一个埃及学生郑重其事地向我保证，要不了多久，人类就能够掌握创造生命的奥秘），关于它，有某种不祥的东西。说到互联网，这个渗入私宅的通灵的存在，它有某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男人为了什么？”在的里雅斯特，有人这样问我。“告诉我——我们为了什么？”男女关系的巨大改变令他感到困惑，让他没法确定自己的新地位，就像许多女人对她们的新地位一样。“没错，我是个基督徒．”旧金山一张咖啡桌上，一个女人明确地告诉我，“但是，我不知道，也不再相信和基督有关的一切。”穿过生命的中途，她发现自己的天真不幸地丧失了。“青蛙怎么不见了？”在英格兰，一个孩子问我。生命才开始，她已经观察到大自然的普遍的退化。 世界各地的人们的融合，曾经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征兆，如今开始感觉受到压制。在夏威夷，据说你必须证明自己的祖上在那座岛上生活了超过一个世纪，才能在某片海滩上泊你的独木舟。我抵达澳大利亚时，正好赶上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救起的450名亚洲难民被遣返回国——“人已经够多了，”《悉尼每日电讯报》刊登一位A．普尔兹比拉先生（原文如此）的来信中写道，“澳大利亚不是全世界沮丧者的垃圾场。”最令新时代的精神迷失方向的基本上是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不断扩大的带来阻碍与挫折的鸿沟，它横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酒足饭饱者与饥肠辘辘者之间，横在拥有很多并且希望拥有更多的那些人与几乎什么也没有并且什么更好的也指望不到的那些人之间。 我们全都被弄糊涂了，在继续旅游时，我逐渐觉得一切都不确定起来，有时我突然想到，这种状况甚至让我们的思想边缘变得模糊，并让我们的言语变得更加不精确。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最近读到的关于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评论。这段评论说，“这部连续剧，满足了一个长期被需要的需求”——我得承认，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尽管它的句法没问题，但意思却明确无误地是不确定的。 徘徊不去的对帝国主义的指责，技术的神话，种族之间的憎恶，平衡的变化，对进步的困惑，金钱与权力的腐蚀——在我看来，这一切正在抵达某种黑暗的高潮。多年来，一代接一代的老顽固与傻老头想让我相信世界正在走向衰落，我对他们始终是嗤之以鼻。到如今，我开始害怕他们可能一直是对的。我所感觉到的。并非朝向启示录般灾变的猛冲，而是将我们到处乱扔乱掷的一大堆彼此分离、相互矛盾的力量，颇像是我们偶尔听说过的，宇宙自身从一个飘浮的气体的大杂烩中旋转着产生时的样子。 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慧的头脑用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我逐渐认为，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我们最好是忽略这个谜题，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这个简单的指令包含着一切宗教的最高教诲。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强硬得像圣彼得的岩石，神秘得像麦加的黑石，简单得像英国的史前巨石阵，朴真得像佛陀的菩提树，权威得像摩西的律法。 是的，结束旅行，登上回家的航班时，我暗自思忖，善是一条能够透视我们的原则，作为一条生命规则它如此直率坦诚，以至于我们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需要神学家为我们解释。沉思着这条简单的戒律，我忆起圣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开罗的学生、夏威夷的独木舟主人、普尔兹比拉先生、幻灭的的里雅斯特人、消失的青蛙、失落的信仰，还有距我家那么近的林恩半岛上那些担忧的村民，我想象着，对善的普遍的热诚与投入会怎样安抚他们的全部焦虑。2001年9月10日．我沉思着回到威尔士。 第二天，在遥远的可爱的老曼哈顿，接下来的时代思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2003年于莫里斯祖宅